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包括哪几个阶段？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国际社会围绕细化和执行该公约开展了持续谈判，大体可以分为1995—2005年、2007—2010年、2011—2015 年、2015年以后几个阶段，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坎昆协议》《巴黎协定》等。

《公约》只是约定了全球合作行动的总体目标和原则，并未设定全球和各国不同阶段的具体行动目标。以后的各个协议谈判逐步明确具体行动目标和任务。1995—2005年，是《京都议定书》谈判、签署、生效阶段。《京都议定书》是《公约》通过后的第一个阶段性执行协议。

《京都议定书》作为《公约》第一个执行协议从谈判到生效时间较长，历经美国签约、退约，俄罗斯等国在排放配额上高要价等波折，最终于2005年正式生效，首次明确了2008— 2012年《公约》下各方承担的阶段性减排任务和目标。《京都议定书》 将附件1国家区分为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由此产生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三大阵营。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在行动

2007—2010年，谈判确立了2013—2020年国际气候制度。2007 年印度尼西亚巴厘气候大会上通过了《巴厘路线图》，开启了后《京都议定书》国际气候制度谈判进程，覆盖执行期为2013—2020年。根据《巴厘路线图》授权，缔约方大会应在2009年结束谈判，但当年大会未能全体通过《哥本哈根协议》，而是在次年即2010年坎昆大会上，将《哥本哈根协议》主要共识写入2010年大会通过的《坎昆协议》中。其后两年，通过缔约方大会“决定”的形式，逐步明确 各方减排责任和行动目标，从而确立了 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哥本哈根协议》、《坎昆协议》等不再区分附件1和非附件1国家，并且由于欧盟的东扩，经济转轨国家的界定也基本取消。

2011—2015年，谈判达成《巴黎协定》，基本确立2020年后国 际气候制度。2011年南非德班缔约方大会授权开启“2020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德班平台”谈判进程。根据奥巴马政府在《哥本哈根协议》谈判中确立的“自下而上”的行动逻辑，2015年《巴黎协定》不再强调区分南北国家，法律表述为一致的“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仅能通过贡献值差异看出国家间自我定位差异，形成所有国 家共同行动的全球气候治理范式。

2016年至今，主要就细化和落实《巴黎协定》的具体规则开展 谈判。其间，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再次经历美国、巴西等政府换届产生的负面影响，艰难前行。2018年波兰卡托维兹缔约方大会就《巴黎协定》关于自主贡献、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 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涉及的机制、规则达成基本共识，并对落实 《巴黎协定》、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做出进一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