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昕：实施绿色低碳的经济政策创新

必须实施政策体系的创新，特别是绿色低碳的经济政策创新。要通过碳普惠机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以及全国碳排放权机制等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带动绿色低碳的财税政策创新、绿色低碳消费政策创新，以及绿色金融创新。

中国经济时报：您是国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很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人之一，对于通过碳普惠机制实现消费端减排，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行稳致远？

张昕：从全国碳市场试点开始，我参与做了一系列关于碳普惠的探索工作。

目前，中国仍然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我国人均消费引发的碳排放仍然存在着一个增长趋势。单纯从建筑这样一个全口径的排放来计算，已经占到了生产生活消费排放的42%，所以如何实现消费端减排，确实迫在眉睫。

首先，要树立绿色低碳的生活和消费理念。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这种理念变成行动的自觉，在行动的自觉下，逐渐普及绿色低碳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碳普惠机制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激励机制。那么，激励谁呢？激励的是个人、家庭和社区，包括小微企业。通过这些小的群体的绿色低碳行动来推动整个社会的绿色低碳行动。实际上把碳普惠机制做好，通过适宜激励方式来带动全民实现绿色低碳的行动，从而最终实现全民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自2012年我国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以来，全国各地和企业都在不断地探索碳普惠相关工作。比如北京开展了“少开一天车”碳普惠行动，再如成都的天府碳惠、贵州的单株碳惠等激励活动。这些碳普惠活动逐渐形成了碳普惠机制。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制约碳普惠机制的发展。这些问题是密切相关、相互制约的，比如如何有效地量化碳普惠活动成效？要有一个科学、合理、可操作的量化技术标准体系或者说规范体系，它不仅可以衡量碳普惠的成效，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一种交易或者说激励碳普惠的前提。如何去构建？目前，各地、企业、社会团体和行业都在积极地去构建标准体系，而这同时造成了各地标准体系的纷乱和不统一，又互相不认同、不认可。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打破技术与地域瓶颈，形成统一的标准体系。

此外，我们应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可激励的发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励模式是碳普惠可持续发展非常关键的因素。同时，如何打造一个稳定高效的服务平台？在碳普惠机制里，任何一个交易机构都要基于服务去获取一个绿色的议价，或者绿色服务的收益。如果收益不足以去支撑平台有效地运作，平台的服务质量和平台的服务效率都将打折扣。

以上关键问题是目前阻碍碳普惠机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在这些关键问题里面又隐藏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构建一个有助于碳普惠机制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数智化平台来扩大碳普惠机制的市场整体规模。而不是相对于先前走过的碳普惠探索的道路，每一项活动对应一个场景，获得一个项目的减排成效。我们要通过打造数智化平台，把多种项目、多种场景，多元化、多层次组合在一起，去提高市场的完整性和市场规模。有了规模才能有效益，有了完整性才能有更高的积极性，调动各方面参与到碳普惠市场机制建设过程中去。

因此，必须进行政策体系创新，特别是绿色低碳的经济政策创新。要通过碳普惠机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以及全国碳排放权机制等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带动绿色低碳的财税政策创新、绿色低碳消费政策创新，以及绿色金融创新。这四个方面的创新必须是结合起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所说的，我们要打好法治、市场、科技和政策的“组合拳”，通过一系列创新，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只有创新地发展碳普惠机制，才能切实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